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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苦不苦，想想长征两万五；累不累，想想革命老前辈。”这两句话并非夸大其辞，而是深刻反映了革命历程的艰辛与不易。
回望九十年前，蒋介石自认为红军无论在人数还是武器装备上都远不及国民党，因此先后发动了五次“围剿”，企图彻底消灭红军。红军在当时可谓是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，然而，尽管如此，依然有许多人选择了加入这支队伍，甚至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，仍然有大量群众挺身而出。根据历史记载，在邓小平率领的队伍打响百色起义第一枪之际，广西百谷村86户家庭中，除了1户地主外，其余85户共派出了131名青年参军。这一历史事实足以说明，在那个特殊的时代，人民的选择充满了坚韧与决心。
展开剩余84%那时加入红军，意味着要面临无尽的艰苦与磨难，但为何依旧有如此多人积极参军呢？让我们一起回顾九十年前，人民选择加入红军的历史背景。
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，不同的人加入红军的动机各异。对于许多贫困的农民来说，加入红军的初衷往往是为了能够吃上一口饱饭，争取活下去的机会。美国作家哈里森·埃文斯·索尔兹伯里在《长征：前所未闻的故事》中提到，赣南的农民往往向地主租赁土地、耕牛以及粮食，但需支付高达50%的租金。对于这些农民来说，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基，但大部分土地却掌握在地主手中。在地主的剥削下，他们始终无法摆脱贫穷和饥饿的困境。红军宣传“打土豪，分田地”的政策，无疑给了被压迫多年的农民希望，许多人选择加入红军，争取土地，争取能够自给自足的生活。
哈里森还提到，农民背负着沉重的债务，从出生到死亡，都在向地主偿还债务。为了早日还债，有些农民甚至卖掉自己的孩子，将女儿卖为童养媳。例如，32位参加长征的女战士之一，李坚真，出生八个月时便被卖给他人当童养媳。她的婆婆经常虐待她，吃不饱饭，还让她做许多繁重的家务。1926年，李坚真受到了工农革命思想的影响，在“农民运动大王”彭湃的引导下，摆脱了童养媳的命运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像她这样拒绝屈辱，选择为捍卫个人尊严而加入红军的女性，还有很多。邓六金在刚出生十几天时便被送人，危秀英则在6岁时被卖为童养媳，后成为中共七大的代表。
为了彻底打破封建包办婚姻的传统，禁止党内和军中存在童养媳，1931年年底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布了《婚姻条例》，这部法令不仅废除了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，还确认了婚姻自由原则，成为中国历史上首部实行男女婚姻自由的法规。无论是为了生存还是为了尊严，加入红军的人在革命中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。
此外，还有一些人怀着拯救国家、救民于水深火热的理想，站在民族命运的高度，选择投身红军，致力于为民族的未来而努力。1934年，红军在长征前夕重新组建了红八军团，罗荣桓担任政治部主任。曾经担任过罗荣桓连长的军团长周昆，和黄甦政委等人，面临着一些批评和质疑。但罗荣桓并没有感到不满，他反而积极接受组织安排，并且主动找来那些为他打抱不平的战士，告诉他们：“革命不是为了当官，而是为了建立新中国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。”他坚持认为，革命工作调动是常态，强调领导与被领导的角色是流动的，大家应当尊重组织的决定，而不应在个人得失上斤斤计较。
这种精神，不仅在罗荣桓个人身上体现出来，也是众多革命先辈的共同信念：“革命不是为了当官，而是为了追求理想与信仰。”正是有了这样一批革命先烈的思想，红军和党保持了纯洁性与先进性。
当然，红军的队伍并非完全依赖个人的自觉行为，组织上也制定了一系列严谨的制度，这些制度对红军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。红军是在战斗中逐步发展壮大的，因此，它的管理模式也在不断地调整与完善。从1927年9月的“三湾改编”到后来的军事整顿，红军逐步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“党指挥枪”的原则，确保了部队的政治立场不动摇，也进一步规范了官兵的待遇和行为。
在“三湾改编”之后，红军逐步实行官兵平等的制度，改编后的红军官兵不再有食物和待遇上的差异，所有人都享受相同的伙食标准，连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也不例外。与此同时，红军不仅关注物质平等，也强化了政治教育和队伍内部的纪律性。直至延安时期，红军依然保持着严格的纪律和统一的管理，确保了部队的高度团结与战斗力。
1931年，为了更好地保护红军战士的权益，《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》也应运而生。这一条例明确规定了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的各项优待，包括参与打土豪分田地时的分配权，战士的伤亡抚恤等政策，确保了红军队伍的稳固和发展。
反观当时的国民党，腐败丛生，官员们贪污腐化，严重影响了其党内的凝聚力与战斗力。蒋介石虽然痛恨腐败，但对依赖这些腐败人物也有依赖，使得惩治腐败始终缺乏力度。与之对比，红军在管理上毫不妥协，严格执行制度，保持了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和高效性。
通过这些制度和措施，红军逐步发展壮大，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。
发布于：天津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