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时期，上海《民国日报》曾刊登过一则颇为引人注目的广告，广告内容讲述一位面容姣好的女子股票配资杠杆实盘，她厌倦了风月场的生活，渴望脱离烟花之地，寻找一位年龄介于22至43岁的男子为她赎身，从此过上正经人的生活。按照当时的经济状况来看，赎身的费用极高，远非一般普通人能够轻易承担得起。
这种妓女想要“从良”的现象不仅仅发生在民国时代，在中国古代更是屡见不鲜。尤其是在唐宋时期，妓女的身份并不单一，除了通常所说的“市妓”、“私妓”之外，还有专为宫廷服务的“宫妓”，以及由官府管理的“官妓”（又称“营妓”）。也正因如此，文人士大夫与妓女之间产生了不少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，甚至流传出“宁娶从良妓，不要过墙妻”的俗语。
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那些身世风尘的妓女，竟然能胜过经过明媒正娶的妻子？古代社会十分注重女子的贞洁与名节，妻妾之间的等级森严，妓女的社会地位更是极为低下，提起她们总是带着嫌弃和鄙视的眼神。为何会出现“宁娶从良妓，不要过墙妻”的说法？难道这正是“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妓，妓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着”这种特殊社会心态的体现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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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为什么不能娶“过墙妻”？
“从良妓”这一词汇很容易理解，就是指那些想摆脱风月场生活的女性。“红杏出墙”这个成语多用来形容已经嫁为人妻的女子不守妇道，与他人私通。因此这里的“过墙妻”，就是指那些背叛了丈夫的妻子。这个“墙”，在这里象征着家庭责任、婚姻约束和社会道德的边界。
展开剩余74%在古代，大部分做妓女的女性出身贫寒，家庭拮据，往往是走投无路被迫进入青楼。她们是生计所迫，或者被家人卖入妓院。美貌易逝，很多女子也十分清楚自己不能靠色相长久生存，因此拼命积攒所赚的钱，想要早日赎身脱离这一行。虽然她们名义上属于青楼的财产，收入还要被老鸨抽成，但她们始终抱有一丝希望，梦想重获自由，过上正常人的生活。
而“过墙妻”则完全不同。那是妻子自己主动选择背叛，是出于个人意志的行为。古代极其看重家庭伦理和忠诚，夫妻之间讲究绝对的忠贞不渝，出轨几乎是不可原谅的过错。如果妻子被发现“出墙”，不仅她自己要遭受骂名，丈夫一家也会被人嘲笑，连娘家人都难免受到连累，社会地位大受影响，生活变得艰难。相比之下，妓女虽不一定守身如玉，但她们多半是身不由己，属于无奈之举，因此在道德层面上多少显得无辜一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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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妓女的一些常识与误解
1. 含义与现代理解的差异
根据《说文解字》对“妓”字的解释，其本义是指具有一定才艺的妇女，专指古代从事歌舞表演的女子，如“歌妓”、“舞妓”。后来，“妓女”才逐渐专指以卖淫为业的女子。
事实上，当时的妓女中也有专门卖艺不卖身的类型。比如唐宋时期的官妓，她们主要任务是在节日庆典、宴会和迎送场合为皇帝或朝廷献艺，助兴增彩，承担礼仪职责。《西湖游览志馀》中提到“不得私侍枕席”，而《唐六典·都官》则规定她们凭借美貌与才艺为官府效力，衣食由官方提供，多数情况下不允许她们自行外出居住。
尽管官方对她们的工作内容有明确规定，但依旧无法阻止这些女子与文人墨客间产生情感纠葛。此时的关系已经不是简单的买卖，而是由爱慕生出的真挚感情。由此可见，这些被统称为妓女的女子，与我们现代理解中的妓女，实际上存在较大区别。
唐宋时期，许多官僚和文人家中还养有艺妓，称作家妓，既是歌女舞姬，有时也会承担一些家务。与侍妾不同的是，侍妾必须承担侍奉家主的责任，而家妓则不一定如此。她们可能有侍寝的情况，但主要任务依然是以歌舞娱宾，陪伴主人。
2. 才华与学识不输文人
妓女的来源大致有三种：一是被买卖进妓院，二是官宦人家衰败后，妻女沦为妓女，三是出身妓女家庭，自幼生活在青楼。第二种情况下的妓女，虽然出身低微，但往往气质高雅，才情出众。
例如唐代著名诗妓薛涛，她本是长安良家女子，幼时随父迁居成都，8岁便能作诗。父亲去世后，16岁入乐籍，与元稹、白居易、张籍、王建、刘禹锡、杜牧、张祜等诗人多有唱和。薛涛与刘采春、鱼玄机、李冶并称为唐朝四大女诗人，她与韦皋、元稹亦有感情交往。她所用的桃红色小笺，被后世称为“薛涛笺”，引起广泛模仿。人们赞誉她“辩慧工诗，有林下风致”。
像薛涛这样的才女，在与文人士大夫交往时，不仅琴棋书画、歌舞诗词样样精通，言谈举止也极具品味。士大夫文人往往骄傲自持，但一遇到这样一个有才学、有修养的女子，自然倾心钦佩。
宋代的钱塘歌妓琴操，原是官宦人家的闺秀，自幼受良好教育，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舞样样精通。13岁时因宫廷牵连沦为杭州歌唱院艺人，16岁所作《满庭芳》一曲红极一时，苏东坡更是将她视为红颜知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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